丁俊杰

在中国，许多钟情于学问的人，始终无法割弃传统士大夫式的政治情怀。尤其是当今体制下，知识分子想获取话语权，就不得不寻求政治的养料和支持。这样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，便自觉地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，“他们对权力的敏感远远超过对学术的敏感，往往身在学术，心在政治。这是无奈而可悲的一件事。总有些知识分子希望成为新的中心、新的霸主。其中包含了很多私念，在谈论学术的时候，从笔底流露出来的，是面对权力的贪婪模样。”（见王岳川《知识分子与中国镜像》）

中国的历史上，许多传统文人的脑海里有分量的不是学术，真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最高理想。这就必然导致许多学者“学问文章，皆有纱帽气”。

这样，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独立性就大打折扣了。这方面的原因，除了中国学界的历史传统外，与上个世纪中期，中国社会历史造成的学术破坏有关。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，学术开始屈从于政治，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政治直接扫荡了学术。所以，今天许多知识分子深受此影响。有些人的学术基础不是“零”，而是“负数”。

华东师大的徐中玉教授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过，“五四时代还是出了一些大学者的。这些人主要是学者，不是做官的。做官后一般就难有学术贡献了。因官职有许多局限。做官和治学是颇不同的人生道路。梁启超虽然也做过官，但他做官和别人不一样，他没有放弃过学术，而且最终皈依了学术。”

在眼下这样一个被有些人称为“浮躁”的年代，许多人有了学衔还要追求官衔，有了名还要有利，名缰利锁，怎么能做出大学问？

眼下，的确有一个现象很普遍，就是谁发表的文章多，谁的曝光率高，谁就成为学术明星、学术名流、学界泰斗。何以如此？“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学术界所出现的特有的现象。曝光率高、市场需要，都是非学术因素所造成的。在社会发展程度不高的情况下，出现这种现象是必然的。但这并不是学术发展本身的东西，学术的发展遵循的是科学的逻辑，并不是市场的逻辑。一个真正的学术发现肯定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不太可能被大众马上认知，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被大众认同。市场的逻辑固然重要，因为学术必然要面向大众，但是我们在尊重市场逻辑的情况下，我们不能忽视学术发展的科学逻辑本身。”（许明）

学问做得好，文章发表得多，必然相应地产生一定的名气。但名气、知名度和学问本身并不是一回事。大学问家往往是沉寂的。没有一个大的学者，没有一个学术上有大的成绩的人，没有经历过学术上的沉寂时期。王国维的学问，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1912年与罗振玉一起到日本，住在京都的乡下，几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，系统阅读罗振玉大云书库的藏书，这个时期他几乎与世隔绝。郭沫若在甲骨文、金文方面的成就，得力于他1927年至1937年在日本的十年苦读。名声固然很好，但沉寂也是很美的。不为人所知也许比为人所知更有学问的力量。（刘梦溪）连学位都不要的陈寅恪给人的是一种大美的感觉。